是的，是惊喜。我的心情极其复杂，妈妈到现在还爱着那个负心的男人，甚至超过心疼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。
手术前，躺在另一张手术床上的杨逸远就在我身边，他轻声地唤我“儿子”，声音是老人般的哽咽。我的心一时酸痛得不行，眼睛胀得疼，但我忍住了，将头转向另一边，没有看他。
我告诉自己，我是在还债，哪吒一样地将骨与血都还给这个给了我骨与血的男人。从此，我将轻松了，自由了，解脱了。
博士的心理分析的确非常精准，手术后，虽然我失去了一个肾，却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好起来了，那些困扰我的症状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了。当然，这与我没有住校，每天住在家里由妈妈调养我的身体有关。另外，博士开的治疗焦虑的药我也在继续吃。
毕业这年，我顺利地应聘到一家合资企业工作。工作第一天，单位组织新人体检。B超间，医生沉吟了一会儿问我：“你做过肾移植手术?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医生笑了笑：“看来你病情恢复得很好，抗排斥药物也不需要吃太多，移植到你身上的这个肾与你的身体机能非常协调，应该是血缘关系的供肾吧？”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。
回到家里，我打开妈妈藏在床头的皮箱，里面是一大沓药瓶标签，原来每次妈妈都将抗排斥药的商标撕下，换上抗焦虑的药物商标。我还发现了一张手术协议书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却关系到两年前我的那次手术。
协议书上说明，杨逸远自愿提供自己的一个健康肾供给—他的儿子。下面是他的签名，我的名字却是由妈妈代签的。
突然就泪流满面。
那一天，我正好22岁。
